2006年，我姑姑确诊白血病晚期，从诊室出来，三十多岁的她面对身体的痛楚和确诊的“死亡通知书”，再也撑不住，瘫软在地上。哭，已经哭不出来，喊，却早已无力，只能呆呆的看着医院天花板，脸上悲怆和绝望的表情我至今无法忘却。
开始接受化疗后，医药费就成了无底洞。姑父把店铺转让了，把房子卖了，把老家养的猪卖了，鸡卖了，不多的余粮也卖了。姑姑那辈一共六个兄弟姐妹，把能掏的全都掏了，但也仅仅能够延缓姑姑那一天的到来。姑姑快走的时候，瘦的仅剩了骨头架子，因化疗掉光了头发，她两岁的女儿甚至害怕自己的妈妈，不敢靠近。
我没机会看姑姑最后一面，她走的时候是我母亲通过电话告诉我的。我晃晃悠悠走回宿舍，双腿软得像踩了棉花，恐惧、同情、忧愤等情绪在心中冲撞。我第一次体会到丧失亲人的痛苦，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姑姑没了，无能为力。
程勇贩卖药物总是一件违法的事情，但是我对他却心怀感激。因为亲身经历过，我明白这些“假药”带给了饱受痛楚的病人与病人家庭多大的希望，谁忍心抛弃家庭和亲人，谁忍心放弃陪伴儿女成长？这种正义的行为是我们的道德所认可的，也是一种“普世的道德”，扶危救困在任何文化中都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当这种美德与认为制定的法律碰撞的时候，我们的看法总是倾向于道德，因为道德才是我们认可的直观表现，而法律则是出于正义和整体利益权衡的规范。当我们看到程勇从一个无良的商贩称为一个正义的使者的时候，便觉得他完成了一个正义的转换，成为了道德榜样。
社会上总有一些违背法律而用帮助别人成就道德的人被称为“侠”，无论是武侠小说劫富济贫还是香港黑帮片里的义气，这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无奈叹息。好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程勇的原型陆勇最终未被检查机关起诉，解释如下：“综观全案事实,呈现四个基本点:陆勇的行为源起于自己是白血病患者而寻求维持生命的药品；陆勇所帮助买药的群体是白血病患者,没有为营利而从事销售或中介等经营药品的人员；陆勇对白血病病友群体提供的帮助是无偿的；在国内市场合法的抗癌药品昂贵的情形下,陆勇的行为客观上惠及了白血病患者。”释法说理书认为,陆勇的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国家对药品的管理秩序和对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但其行为对这些方面的实际危害程度,相对于白血病群体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来讲,是难以相提并论的。陆勇是我心目中当之无愧的“侠”，我国司法的温度，也让我感动不已。
最近，李克强总理已就加速抗癌药降价保供工作作出了批示，未来会让更多的癌症患者受益。引发了如此强烈的社会讨论，推进了我国医疗体系建设的电影无疑是一部好的电影。
【作者：余志达 元谋指挥部 责任编辑：李瑞杰】
